颁奖典礼Panel Discussion“科研小环境建设”(二)

 

二、科研小环境改革实例
 
鲁:
 
太精彩了,谢谢雪涛。看来他们几位真的都是能说会道,把自己的三分钟时间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多样化。就是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应该允许各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研究机构,能够去探索适合本机构本单位特色的科研环境的改革之路。因为接下来还有韩先生的演讲,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现在我给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讲讲你觉得最值得介绍的你在单位里面所推动的改革。或许可以讲一个实例,就是说你们在创造科研小环境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还是先有请一公讲。
 
施:
 
一分钟比较难。我想从清华生科院做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事制度改革,也就是tenure track system(终身教授制度)。从2010年夏季开始,我们实行了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生命学院院情的这套以流动性为标志的人事制度,年轻的tenure-track助理教授只有在任职6年后通过严格的国际同行函审才有可能长期受聘清华,这一举措推动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引进的国际化和整体竞争性。这件事我们走在全校的前面。但是如果大环境不改,仅仅是小环境改革,在体制内也还是会有问题的,就是小环境会受到大环境的制约,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被penalize(惩罚)。
 
鲁:
 
北大,饶毅。你觉得值得自豪的小环境改造的事情请谈一谈。
 
饶:
 
我觉得我们小环境改造只要是院系坚决做,学校支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做得很好。我现在担心的是,北大、清华、北生所的经验能不能向全国铺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私人基金会可能可以起到作用。我希望我们中国有象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或者德国的马普学会这样的机制,他是全国性的机制,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能在不同的单位支持很少部分的人。在中国,可以由各个单位支持一少部分的人,国家同时要求并推动这些单位进行体制改革,从保障这些人集中精力做科研教学工作开始。这可能会是个星火燎原的计划。这个计划国家来做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私人基金会来做,我觉得对中国科学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因为我对中国科学是非常乐观的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回国。可是我感觉到有可能出现潜在的巨大危机。以前我们没有科学的文化,后来我们没有经济的支持。这些年我们有经济支持了,可是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对自然科学不那么感兴趣,要学金融甚至会计,科学方面可能出现人才危机。如果没有很多重大而急切的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措施,我们甚至有可能永远也超过不了日本的科学。这个危险性明显存在。
 
鲁:
 
超过一分钟。那我只能给宏魁半分钟,因为饶毅占了北大的时间。
 
邓:
 
我就顺着饶毅讲。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超过美国和日本,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再放远些,格局要更大一点。还是回到晓东的话,科学小氛围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追求卓越”的理念,要做人家做不到的,要有敢于挑战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杨先生说的美国那一类人:敢想敢做、特立独行。我希望我们的科研小环境里这种人越来越多。Empower年轻人,就是应该empower这样胆大包天的年轻人。这样我们就能更快的超过别人。
 
鲁:
 
谢谢。福初,你作为主要负责人,也可以讲讲军科院改造科研小环境方面成功的经验。
 
贺:
 
我不敢说是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科学家,从一个个体到领导一个小的群体,最后再领导一个比较大的整体,这就像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最开始时研究一个一个的蛋白,然后研究一群蛋白,最后研究所有蛋白。所有蛋白就叫蛋白质组。我们有过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也有过非常强调集体主义,还有过非常强调共产主义。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都有个体,有群体,有整体。军事医学科学院作为军事科研单位,文化非常别扭。怎么别扭呢?就是军营文化和科学文化是打架的。军营文化强调高度的统一和纪律;而科学文化是要倡导高度的多样和自由。科学家们要充分强调自己的自由和diversity(多样性),对于管理者来说要强调集体和统一。这两种文化之间有时候拧不到一块,长期在打架。后来我制定了一个规则:基础研究全面放开;应用研究和军事研究全面统一。这又回到我自己的专业,我做的是蛋白质组学。后来我们跟政治家介绍什么叫蛋白质组学,我就讲我们从比较简单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到相对发达一些的集体主义(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没做好),再到共产主义。实际上,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任何一个层级的认识,都要经历从个体,到群体,再到整体这样一个过程。东方文化历来是强调整体的,但是由于过分的强调整体,而牺牲了个体(尤其是牺牲了最有个性、最有创造力的精英个体),甚至牺牲了少数的群体或者大的群体,整体效率、效益降低。但是,西方文化可能过分强调了个体,但是现在从哲学层面到科学层面开始逐步地补偿,从个体到群体再到整体进行转变。从这个角度讲两种文化是殊途同归的。作为科学家,我从研究一个一个的蛋白到研究一群蛋白到研究蛋白整体,走过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个人科学职业生涯来讲,从一个个体科学家,到领导一个小的集体,到领导军科院这个大的整体,我觉得其中的哲理是相通的。回顾这个发展历程,我认为个体、集体、整体本质上是不矛盾的。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视野,该全面放开个体的时候就全面放开,该让一个集体服从某个整体的时候该收还得收。既要有整体的局部释放,又要有整体的全面统一。科学上是这样,管理上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文化如何做到相融相通难度也是很大的。这也是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从个体、集体到整体;再从整体、集体到个体,一个反复折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我们不要因为过分的强调个体而忘了整体,也不能过分的强调整体而忘了个体。实际上事物本来就是统一的,生物体本来就是统一的。
 
鲁:
 
Great。大家也许不知道,贺福初除了是科学院院士以外,还是位将军。刚才一番话更像是出自一位将军之口。
 
贺:
 
我当了十一年的将军。
 
鲁:
 
雪涛,要不要你也谈一下最近这几年医科院大刀阔斧的改革跟创造和改善科研环境的体会。
 
曹:
 
来医科院这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边干边学。对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我还是处在一个深入了解、积极思考和大家共谋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作为国家级的机构,应该做国家需要和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除了鼓励科学家作为个体积极探索学科的前沿,解决学科中关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之外,我们鼓励科学家应该站在国家重大需求的角度上思考,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国家的机构,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是医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想中国老百姓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吃饭一是吃药。如果健康保障不了,吃饭也吃不进去。所以对健康的需求可能是会越来越重要。对于中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医学创新体系的迫切需求就会越来越大。我现在和医科院的骨干力量,在我们老院长刘德培院士的领导下,依靠中年骨干力量(尊老爱幼嘛),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情,正在努力团结国内医学界的同行们共同打造国家的医学创新体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医学界的文化也和国情一样,需要改革与提高,需要破除的事情很多。来之前,我知道清华是“行胜于言”,在今天的晚会和这个重要的活动上,从饶毅身上我知道了“言也是行”。所以接下来去,我要大声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来构建国家的医学创新体系,造福国民,为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
 
鲁:
 
雪涛说的一套一套的。好,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把精华留到最后)。晓东,再回到北生所的模式,关于多样性,刚才你讲了一半还没发挥。
 
王:
 
我觉得刚才你那句话就说明你这个主持人一定是业余的。美国有句话“if you bow to someone, you stick your rear end to others。”(讨好一个人得罪了其他人。)你一下子让我成了众矢之的。所以我们北生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不留神成了众矢之的。
 
鲁:
 
That’s the point (正是此意)。
 
王:
 
我从内心来讲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年我做完博士走的时候,我的导师送给我两句话。他们两人也都是犹太人,生物学家,也有人说他们应该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我也知道他们有时候非常frustrated(充满挫败感)。因为这个science里面就是江湖嘛,各种正派人物邪派人物特别多,有时候邪派人物get their ways(得逞),也没有办法。当时他们送了我两句话,我还蛮珍惜的。他们知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走向社会肯定会不断地受挫折。他说:“First, you have to remember: you cannot change the world. Second, do the right thing.”(第一,你要记住,你无法改变世界;第二,做正确的事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情。我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鲁:
 
谢谢晓东。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do the right thing (做正确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的panel discussion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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