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工业真正的英雄郭永峰与“大庆红旗”的故事

推荐人:立佐出处/作者:胡祺懋

到2001年5月为止,在中国大陆政坛辉煌40年的“大庆红旗”已经悄然退出社会新闻媒体30个月了。这已引起国外有关学者的注意。欧美 报刊众说纷纭,但说对的不多。我作为在原中国石油部工作多年的中层领导,后在其他部委担任领导工作直至退休,亲眼目睹了这一将在中国近代史写下重要一笔的事件全过程。

 

 

 

(一)

 

到2001年5月为止,在中国大陆政坛辉煌40年的“大庆红旗”已经悄然退出社会新闻媒体30个月了。这已引起国外有关学者的注意。欧美 报刊众说纷纭,但说对的不多。我作为在原中国石油部工作多年的中层领导,后在其他部委担任领导工作直至退休,亲眼目睹了这一将在中国近代史写下重要一笔的事件全过程。现简略说来,以飨读者。

 

在中国计划体制下,大庆、大寨是毛泽东亲手树起的两面红旗,“工业学大庆”也是中国“文革”的15个顶级口号之一。“文革”之后,深受“文革”之害的邓小平将这15个口号的大部分都抛弃了,但唯独关于大庆的口号是一例外。

 

1959年,当时大庆工委关于大庆会战的报告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怎 么也想不到勘探石油这种高技术工业能与一名工人“王铁人”的努力工作态度联系起来,在文件上批示道:“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当年邓小平和刘少奇视察大庆,都发出了“这哪里象搞工业的样子?什么大会战?是大混战”的感叹。

 

1982年,原石油部所属的渤海石油“渤海2号”钻井船翻船,77人命丧 海底,邓在用餐时接到这一报告,气得将饭碗推到地板上。后来不仅“史无前例”地撤了石油部长的职,还将海洋石油从石油部系统分离出来,直接交由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管理。

 

1987年,时任邓小平经济顾问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报刊上提出,大庆精神中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是唯心主义错误口号,当时石油的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这是邓本人的说法,石油部竟组织了500篇文章“批判”于光远,实际上是批判邓。

 

198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今天”节目播出了“渤海2号”翻船回顾,竟遭到了石油部组织的数百篇读者来信“围剿”,说是“伤害了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石油工人感情”,后来弄得中央台只好取消了这一节目。中国大陆高层领导人对“大庆红旗”早有看法,但缺乏技术证明,来说明“大庆精神”确实不行。

由于大庆的特殊地位,在最初20年中,大庆向全国的中央及地方机关输送了130多位副部级、副省级干部(包括2位副总理,1位中共中央组 织部长),800 多位副局级干部。“文革”10年中,主管全国经济的就是馀秋里(原大庆会战组织者,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各工业口的主管大部分是石油部的人(大约占主管领导的40%)。用大庆的那套方法管国家,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将“文革”国家经济混乱都归于毛是不公平的,人们没有想过当时全国就是一个大的“大庆会战”。

现任政府总理朱镕基“文革”时曾在石油部底层工作多年,提起大庆一套来就气不打一处来。1992年,当其为副总理时,就在新疆油田训斥石油部官员,“石油系统在经济上向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然而中央对石油系统无可奈何的原因,是石油部每年为国家提供占全国5分之一的财政税收,按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说明石油上“在理论”也是正确的。但是大陆上层官员一直疑惑不解的是,为何石油系统最落后的企业运营,最混乱的人员管理,却造就这么高的生产力?

 

(二)

 

事情在1997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国北方的渤海周围有石油系统的5个主力油田,渤海内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英、法等国石油公司联合开采的渤海油田。在连续10年里,海里的油井均产量是周围陆地油井的10倍,即使海陆相距很近的井也是如此。这事中国中央上层一直不知道。石油系统内高层认为此事长期这样,中央知道了不好交待。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在海洋石油工作的郭永峰。此人是近10年来,唯一由陆地石油到海洋石油高级技术层工作的石油专家。按理说,他有陆地与海洋两地的石油经验,应该知道陆地油田产量不高的原因所在。

 

郭利用每个周末到油田工作,在1年时间,以油田总经理钻井顾问身份参与设计及组织打了一口超深井,完工后每天的油产量超过1000吨;而以前在这一不到20平方公里的地区,开发35年打了500口井,每口井平均产量不到10吨。此口井为国家发现了一个大气田,据中央电视台1999年8月14日报道,找到了一个可为北京提供50年生活用气的大气田。国际上BBC,CNN,“美国之音”等也都有同样的报道。这是中国大陆近20 年内最重要的石油发现之一。

 

1999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先进技术,不久,运用此井技术在中国西北 相继发现了多个油气田。然而,在1998年秋,国内10几家新闻媒体突然开始大量刊载吹捧文章,称这一气田的发现是“大庆精神”的“伟大胜利”,是毛“哲学思想”的又一“硕果”。1998年11月23日大陆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标题即为某人的猜想,说这一发现是陆地油田运用毛哲学思想“猜想”的结果,说明中国大庆精神在如今形势下,照样可以发现大油田。

 

郭当即给该报写了封短信,说贵报的意思是中国不要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只要1960 年的大庆精神,就可以使石油飞速发展,而事实正好相反。随后,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向外界公布了这一大型气田发现的过程,提出若稍微改进陆地石油的关键技术,不要多花国家一分钱,每年可使国家增加200亿元收入,大约为一个中等省份的年收入;此谈话于2000年10月由中国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郭的专著“BS-7井钻井手记”全文刊出),又应邀在中国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讲演(此讲演在中国国内第一次公开指责“大庆红旗”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各方面剖析其虚伪性及荒谬性,后被收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一书,主编为卢继传,中国大陆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2000年4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当时的真实背景是,中国政府力图对石油工业进行重组,使之在西方上市,但石油系统某些领导人拼命抵制,利用中央政府不可能具体了解石油技术的特点,突然抓住这一气田发现的机会,向中央施压,说明只用过去的体制,照样可以找出大油田。中央政府的江、朱及几位有关副总理等,都看到了郭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朱镕基勃然大怒,下令全国媒体立刻停止对大庆红旗的宣传。这样,在中国政坛上横行了40年的“大庆红旗”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就在郭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同时,石油系统的一些人,突然闯入郭在井场的专用办公室,清空了郭计算机内所有文件,并考贝走了郭的许多私人信件,其中包括郭给中央人士的信函,试图销毁所有郭参与施工的痕迹。然而郭在近1年时间里,将所有他所写的井场施工指令及技术文件,都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给国内石油业的高级专家及其他高层人士,包括国家工业高级管理人士。其中有些相关资料还用英文传给在美国、加拿大的国际石油界专家,征求他们对一些技术难点的意见。这些文件的汇编,就是2000年10月郭在北京出版的那部专著。

 

一位读者来信说,中国石油前50年没有,后50年也不会再有第2位石油人能对国家高层人士做这样的“网络”直播了,谁能在钻井之前就敢说这是高产井?并将每一步技术过程随时向全世界公布?郭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陆地油田石油技术低到难以使人至信。

 

2000年2月,在美国New Orleans, Louisiana(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召开2000年世界石油钻井SPE/IADC(石油工程师及国际石油承包商)年会,郭发表了长篇英文论文

 

“SPE59263:Improvement on the Procedure in Exploration Well By Unbalanced Drilling: A Case History in BS7 Well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以欠平衡的方法改进勘探井的钻井过程及在中国BS7井的应用)。这是中国石油第一次由国家重点井设计、组织者身份向国际上同行详细介绍一口井的详细钻探过程。此文已在美国休斯顿(Houston)出版,中国大陆已购回原书。在国际互联网也能找到,但每读一次原文,要15美金。对于郭在此油田发现中的工作,中国大陆约7种主要石油刊物(占中国大陆石油刊物的大多数)都发表了相应的介绍文章。

 

(四)

 

近2年来,郭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近100万字的报告,深入讨论了大庆问题的由来及其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并回答了中国国家领导人 对大庆问题的一些疑问。郭在一篇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国家科委及国家经委的石油专家组的工作,并称这2个专家组向国家领导人毛、邓、江、朱等人及中国人民 隐瞒了3条重要事实。一是石油工业与其他传统工业不同,倒与现代计算机软件业相似,其具有很强的可拷贝性和可移植性,在一个地区,只要第一口井出油,其他油井可以依样轻易钻出油来;

 

二是中国1949年之后发现的大约20个油田,大多数油田第一口井都是地质部钻出油的(这是中国原计划体制的分工所致),所以 这些油田的发现与原石油部系统无关(郭在北京大学讲演后,中国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油钻探史”逐一证实了郭的结论),在别人已经发现的油田钻井,无论什么“精神”都可以钻出油来;

三是中国渤海石油单井产量连续10年为周边陆地油田的10倍,但地面有无海水与地下石油产量无丝毫关系。

 

1999年8月,美国Phillips石油公司在渤海发现了一个“大庆式”的油田,该公司给第一口有功者一位菲律宾人100万美元奖金,而后来钻探的23口井却无一分钱奖励。此事震惊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有人说50年来对中国石油业评价“是将奖励搞反了”。顺便提一句,美国这一公司在发现此油田之前,曾阅读过郭的英文论文,因此对郭的工作评价很高。

 

(五)

 

郭的工作引起了中国石油业上层的重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几个司局级人士联名要求请郭直接参与中国陆上油田勘探。但反对的人更多。主要原因是郭反对“大庆红旗”,称没有大庆,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官位”。郭有完整的教育背景,其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都是在中国大陆石油最高学府完成的,而 与郭合作发现这一气田大多数油田领导人,没有大学学位,因为“大庆精神”坚信找到石油主要靠一种“精神”,而石油知识不是主要的。希望郭来石油业工作的人理由是,

 

第一, 国内石油业达到郭那样技术水平的专家很少,将这样的人拒之门外,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将来怎么向国人交待?

 

第二, 第二,中国石油很快就要在国外上市,仅凭意识形态就将中国有影响的石油专家排斥在石油业以外,达不到上市公司的人员素质最优,怎么对国外股民交待?

对于这些,郭表现得很豁达。郭说,50年来为中国发现近20个油田的真正有功人员,没有一个留下名字。中国老百姓都以为“铁人”王进喜发现了大庆油田,其实大庆油田发现时他还在几千公里外的玉门。郭说他这次发现的有关资料都以中英文形式保存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里,这就足够了。郭说他拜访过原地质部系统那些发现油田的技术人员,他们晚年凄惨,他们经历不能上报纸、电视,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据这些老人估计,“文革”中至少有数十人因谈了真实经历而致死、致残。和他们相比,郭说他已经很幸运了。郭从哲学、经济学角度对大庆红旗做了精辟的剖析,有的论点甚至引起了中国国内十几所著名高校的注意。

 

1997年,朱政府要对石油系统改革,直接影响了部分石油工人利益,大庆工人举旗高喊要朱下台,郭的工作实际上从技术上论证了改革的必要性。针对有人说朱政府后若干年“大庆红旗”可能起死回生,郭说,1955年前中国师承前苏联,1978年后师承西方国家,都学了些好东西,但唯独这中间23年,即“反帝又反修”,搞了几个“史无前例”的事,“大跃进”,“大庆”,“大寨”,以及“文革”,其特点是敌、我、友都不承认;他是搞科学技术的,在科学上,所有科研课题都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事事独闯就是小孩胡闹。

 

一位大学教授说,郭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革”等悲剧的一个理论根源,也为防止中国再发生类似悲剧指出了一个途径,即和一个人一 样,若周围每个人都说你做得不对,千万不要说你在做“史无前例”的事,你可能正在扮演一种小丑的角色。

 

郭的事情已经过去。但郭在中国国内开创了几个第一:即作为平民第一个宣称对一个国内重大技术事件负责;第一个仅通过技术论证,将一个国内著名的政治口号逐出历史舞台(郭很快将相关技术申请了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已为大庆精神的淡出制造了法律条件);

 

第一个将一个国内重要资源发现过程,从开始就应用网络向国内外直播。我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提出3个要求。一是追究40年来中国科委石油专家组及经委石油专家组的欺骗国家高层领导人、全国人民的责任;二是追究自1998年7 月至同年11月23日中国几个大报在报道此次气田发现编造假新闻记者、编辑的责任;三是追究关于此次气田发现后的2000万奖金(含住房)的下落,此为中国工业界至今为止最大一批奖励,但没有郭一分钱,反而扣了郭2个月的应得工资,当时理由是不想留下郭参与工作的痕迹。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钻井总工程师从郭一开始打井,就每星期读着郭的报告,但等到井出油后,就赶到井场,亲自布置对郭各种技术资料的封锁,自称为主要技术贡献者,并领走了应属于郭的近10万元奖金(见1998年10月中国石油报报道),此人已受到其上级的严厉批评;四是责令有关人员退回被拷贝走的郭的私人信件,并追究组织 并参与捣毁郭计算机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以破坏国家重要技术资料及个人隐私名义;郭在北京一次高层会议上说,40年来每次重大油田发现都会发生相同的一幕,因为第一口井都是石油系统以外人做的,然而此事竟发生在1998年,真令人不可思议)。

 

气田发现后,中国国内大部分陆上油田都表示永远拒绝郭前去工作,其中有诸多原因。我对此感慨万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克林顿、叶利钦、萨达姆都希望本国能多产石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郭很坦然,他说若中国石油系统高层人士当了总统或总理后,想到国内的第一个石油人就会是我;但现在不行。我相信郭的话是真的。无论在美国或中东,第一个发现油田的人都会被刻碑铭记;而试图用鄙劣手法赚取荣誉的人都是以“窃国大盗”“名份”载入史册的。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是,发现近代西方国家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实行了几百年的专利制度及技术发明的透明性。而中国40年来从上到下不知道油田是谁发现的。

 

其结果一是让一些不懂石油的人去管理油田,在近10年内,每年使国家少收入200亿元;

 

二是再无人去钻研技术,形成全民族的浮躁;

 

三是按照那位诺贝尔奖得主观点,科技上重大发现是少数人连续作出的,让不相干人窃取荣誉的结果,是让这些人最多只有一次发现的机会,丧失了社会进步的时机。我深信,郭的名字已牢牢印在中国近代石油发展史上,人们不会忘记他。“大庆红旗”与“大庆精神”将和“文革”一样,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 件丑闻,永远被中国人民所唾弃。我的直觉不会错的。

 

一位北京新华书店友人告诉我,郭的事出来后,北京现存的十几万册关于大庆的图书,已全部报废了。我说, 这不是报废,是历史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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