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懋声:曾带泪的中国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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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永远需要科学。”查懋声的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查氏家族为什么设立这个奖,并精心经营的缘由。

 

《赛先生》记者 丁琳

 

这是一场中国科学界的盛宴。

今年求是科技基金会的颁奖典礼,何大一、孙家栋、施一公、韩启德、饶毅、王晓东、蒲慕明、薛其坤、杨学明、杨玉良、陈十一、鲁白、曹雪涛……等近百位国内外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非常难得地聚集一堂。

 

20年来求是科技基金会奖励过的名单,也是一个豪华阵容:周光召、屠呦呦、张首晟、王晓东、施一公、蒲慕明、陈竺、白春礼、杨玉良、张杰、侯建国、潘建伟、陈宇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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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懋声为获得2014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的科学家颁奖

 

有人说,求是科技奖培育和奖励过的科学家占了大陆顶尖科学家的半壁江山;有人说,求是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最得人心的奖,雪中送炭,不计回报;也有人说,求是科技奖是中国最公正的华人大奖。

 

作为成立最早、最先进入到内地的基金会之一,“求是奖”的创办开国内科学大奖之先河。从1994年至今,求是科技基金会已在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医学等科技领域,累计奖励了百位杰出科学家和青年科技英才。迄今累计颁发奖助金逾1.5亿元。

 

“求是”之路

 

1994年,香港实业家查济民先生拿出2000万美元创办求是基金会之时,想法其实很朴素。

 

“国内的改革开放还刚起步,各方面都十分需要资金,国家不可能一一都照顾得到……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可他们不但寂寂无闻,生活上还相当清苦……我们很想为改善科学家的收入做一点工作,给予一点物质上的奖励。”他当时这样说道。

 

1994年,首届“求是奖”评出了10位杰出科学家,其中有8位是“两弹一星”元勋,并给予每人100万元的重奖——在当时,这个金额不啻于“天文数字”,求是基金会则希望藉此来冲击国内的思想观念,促进尊重科学风气的形成。

 

彼时,内地科学家不仅多年来未能得到社会认可和足够的尊重,他们的清苦生活窘况,也令查济民、查懋声父子受到极大触动。

 

让现任基金会主席查懋声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当年的获奖者,因买不起一套出席颁奖典礼的体面西装,而不愿来领奖。“我见到父亲流泪只有3次,其中一次就是第一届求是奖颁奖的时候。”查懋声正是从那时起,意识到父亲创办基金会的意义。

 

“不作锦上添花,热心雪中送炭”,这就是查济民创办“求是”的出发点。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最高也不超过20万元,“求是奖”切切实实起到了“雪中送炭”之功。

 

首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得主、数学家吴文俊回忆道,当得知有一个基金要给他颁100万元的大奖,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因为那时他的月薪只有数百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求是精神”的传承,基金会历年各种奖项的设计和推出,可谓不拘一格,无一不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

 

7年前,身为长子的查懋声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被嘱咐一定要把“求是”做好。

 

“求是的顾问都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却都很谦虚,这是20年来基金会发展得好的保证。”查懋声说,"这既让我能够与他们在求是共事感到荣幸,也是我一直‘战战兢兢’的原因。”

 

求是科技基金会5位创会顾问,都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简悦威、周光召,之后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组成一直延续这个良好传统,每一届顾问都有华人科学家中声誉最高的科学家担任顾问。

 

“不论将来基金会的运作机制怎么变,由顾问委员会独立主持评奖,这是我们一贯秉持的基本原则。”查懋声强调道。它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评判委员会公平、公正、公心,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这可谓“求是奖”能维持高水平、高认可度的根本。

 

新时代的“雪中送炭”

 

不过,时代的变迁,也让基金会遇到了新情况:随着政府对科技的支持逐渐加大和社会发展,对于中国科学家们来说,如今百万元奖励金额的经济意义远不如当年。

 

如何继续“雪中送炭”,保持“求是奖”的独特价值?这也是近三年来查懋声和基金会的顾问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他们还就以下问题广泛征询了求是顾问团及历届获奖人:在大有改观且有效率的物质奖励之外,中国科学界究竟还缺少什么?对此,求是还可以做些什么?

 

2013年,基金会决定重启“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原因在于,他们观察发现国内绝大部分奖项都是结果导向型的,对青年人早期支持的奖项则很少,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大力引进海外顶尖青年人才的机会窗口期,新的“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项目旨在为中国一流大学引进海外最有发展潜力之青年学者提供帮助,通过对个人的资助致力为中国未来20 年的科技事业发展培养领袖之才。

 

去年,共有9名青年学者获得这一奖项,今年,“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的获得者则有10人。其中有14位都是“80后”,最年长的获奖时也未超过36岁。

 

而对于传统的两项大奖:“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及“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基金会通过重构提名、评审机制,采用“生命、医学和化学”、“数学、物理和天文”两大学科主题隔年轮替的方式,进行严格遴选评审。希望通过对杰出科学家成就的褒扬和奖励内涵的诠释,向社会特别是青年学者倡导科学精神、治学方法和科学领导力。

 

“中国永远需要科学。”查懋声的这句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查氏家族为什么设立这个奖,并精心经营的缘由。

 

 

《赛先生》专访查懋声主席

 

《赛先生》:在与求是科技基金会同行的这20年,请谈谈您的心路历程。

 

查懋声:21年前,家父秉持科技强国的信念,在杨振宁、陈省身、周光召等著名华人科学家的鼎力支持下,成立了求是科技基金会。

 

其实,我父亲年少时的梦想就是成为科学家,但因家里贫困上大学的愿望未能实现,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我们家族几乎所有人都是读的工程、化学、数学等工科专业。他没做成科学家,就转而全力支持国家科学发展。如今,我们能做的就是继承他的理想,将基金会办得更好。

 

20年了,求是每年开会我都会问自己,问我的家人,问我的顾问们,为什么要做求是基金?能不能不做?中国需要求是基金吗?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成果吗?有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我每年问自己没有20次也有15次。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在做,为什么我还想听,还要学、还在投入,就是因为我希望了解环境,希望能够将基金会做得比父亲更上一层楼——这,也是家父的一番苦心和期望。

 

《赛先生》: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基金会的初衷和宗旨有无调整?

 

查懋声:家父创办“求是”的初衷,是要“雪中送炭”,宗旨是促进中国科技发展。应该说,初衷和宗旨我们不会改变,但表现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比如,对科学家来说,20年前奖金就是雪中送炭,但在当下未必如此。对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我们的使命、实现我们的价值观,说实话前些年也有点迷茫,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工作方向必须进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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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基金会主席查懋聲

 

《赛先生》:请具体谈谈在工作转型方面,你们近几年做了哪些探索?

 

查懋声:科技强国之道可分成两方面:有形与无形。有形的作用是将科技成果造福于民;无形的作用,则是弘扬科学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把科学精神融入国人的文化当中。

 

那么求是基金会的工作转型,也应是有形与无形并行:我们之前的焦点始终是对科学家个人的关注,奖励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激励优秀年轻学者。如今在奖助之外,基金会也希望能通过系列活动,比如对国内高校人才引进的调研、不同主题与规模的求是沙龙等等,形成一种无形机制,为科学家们搭建一个独立、理性、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平台,加强学者间的思想交流,并将交流成果传播到社会上,从而促进国内科学共同体的良性生长。

 

《赛先生》:新时代下,“求是奖”的奖励金额会有所调整吗?

 

查懋声: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关键在于,早期基金会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慈善,现在要做的是公益。

 

可以看到,基金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奖项的社会意义、象征意义已经远远高于其给科学家带来的经济意义,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是不断提高“求是奖”的内涵附加值。

 

《赛先生》:如何看待近年来国内科学界出现的一些问题?

 

查懋声:过于快速的发展需求和压力给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很多科技人员不愿或无法从事开创性、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而科技资源,是一个需要至少几十年以上的长线投入和耐心培育的过程;二是科学研究很多时候并不是团体性的,而在国内,科学家的个人贡献往往不能得到认可,所以一些科学家宁肯在国外发展,成功之后才回来;三是科学家海归众多,相比国外相对简单的科研环境,经常会对国内的文化、体制等方面有一定的水土不服。

 

《赛先生》:请谈谈您对基金会未来发展的期望?

 

查懋声:求是之所以能够保持公正公平的环境,就是因为我们的顾问和评选委员没有私心,很自然的在发展,找最好的人,物色最好的团体。所以,基金会今后将继续秉持科学家主导的原则。

 

我们也要进一步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扶持。一定要有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肯回到中国,——回来只是个开始,希望他们留在中国。20年前发求是大奖,是给以前的科学家,感谢他们过去的贡献。现在我们也希望给年轻的科学家,支持他们在中国做出最好的工作。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除了颁奖,我也希望利用求是的平台去建议怎么能慢慢推动这个“50万吨大游轮”,在其中能够尽到微薄之力。

 

心在哪,哪里就是我的家,我的心在中国,而科学,永远是中国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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